[62]详见陈振明：《哈贝马斯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趋势——评合法化危机》，《中国书评》1995年总第8期，第83—86页。
[10]见（德）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4—67页。张著中还介绍了心理的效力观．在我看来，此种效力观揭示的是人们实际守法的心理原因，属社会学有效性范畴，故不单独列类。
[18]白钢：《中国村民自治法制建设评议》，《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第93页。这样就一来使人们的期望受挫，二来引起人们对社会价值的怀疑和不满，大众交流媒介尤其是一些激进知识分子的主张对这种感觉的放大，加之政府的软弱和一些官员的腐败，政府便成了迁怒的对象，改革政治体制的要求高涨。[11] （二）伦理学有效性意义上的法—自然法 自然法在人们观念中，被认定为内容绝对正确（当然实际并非如此），天然地具有伦理学的有效性。[2] 社会学的有效性，首先是指法被规范义务人自愿地实际遵守，而不论该义务人是否有意识地这么做，或者是习惯所为，甚至不知道有这个规范，这就是行为有效。经验中的各种法可能同时在上述三方面有效，如为当代大多数国家刑法所确认的罪刑法定原则，这当为法的有效性理论的终极追求。
所谓权威，在韦伯看来，不等于权力，它是权力的特殊情况，其特殊性在于，权威是一种被合法承认的权力。后发国家面临的压力更大，因为既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之极为不利，先发国家垄断着创制国际规则的话语霸权，尤其是现代化所需要的大量资源不可能再通过海外殖民、暴力掠夺的方式获取，这样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代表来凝集各种内部力量，以争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市场运作法则的基本目的就是通过市场交易而求取利润。
以市场贸易为先导而引致的全球化浪潮是当代世人们最瞩目的现象。如前所述，我将乡规民约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类。正是国家力量对家族法的必要重视，在古典中国就已经发展起来了一整套严谨的家族法体系，滋贺秀三先生的研究，表明古典中国家族法极盛的事实。但这种乡规民约往往受时事政治一类的事务影响甚大。
在中国，由于国土之地形的极其复杂，不同区域间的高山、大河、湖泊……分割，使得每个被分割的区域内形成相对封闭的社区系统。这里仅就其规则系统进行描述。
重要的是，当下中国对乡村社会具有重要作用的国家法律主要是根据国际标准和全球化的要求而制定的。这就在客观上提醒人们：究竟家族情感式的企业经营模式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无情的社会事实业已使人们对家族式企业的能力和效力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于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已经改弦更张，从注重家族式的经营传到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关注。然而，应说明的是：这种对陌生人关系的熟人化改造和处理，尽管可以比较方便地使固有的熟人规则调整陌生人关系，但城市社会却永远主要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们更多地所面对的是陌生人关系，因此，以熟人规则调整陌生人的关系，终究会影响城市化的质量，从而无法形成公民理念，而只能形成熟人间的关系理念。血缘文化的突出特征表现为中国的村落一般是以姓为主导的，尽管在村落结构中，往往存在着单姓村、多姓村和杂姓村的区别，但在后两种情形下，每每存在着主姓（或大姓），并且一般的情形是：一个村落之事务的建设和发展，往往取决于主姓的主导、统领和协调。
即使在村际之间的陌生人中，人们也要竭尽全力设法将陌生人关系装置于熟人架构中来处理，于是，辈分的排位就显得格外重要。由此所产生的乡规民约自然就有半官方、半民间的性质了。就中国各民族而言，家族法更多地在汉民族共同体中发挥著作用。它是官方与民间、国家与社会合作和互动的产物，从而既不是官方单向度的命令，也不是民间纯粹自治地决定的结果。
可以说，中国民族聚居地区的社会构造及其运转，主要不是因为国家法的作用使然，而是因为其固有的民族习惯法的作用使然。尽管中国的乡民社会有如上的明显特征，从而给人们留下了一种明显的印象：这是一个完全自治的社会，但事实却完全并非如此。
以上论述表明：当下中国的乡规民约正处于历史变革的十字路口，它既在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固有领地，并期望有所作为，但又不得不随着社会变革的需要而改变、削弱甚至隐退自身。它使人们的视界得以急剧地扩展，也使乡民们的规范生活发生着明显的变迁。
尽管中华民族各成员由于长期受先进的主体民族文化的影响，对于家族和家族法都重视有加，但相对而言，汉民族更为注重家族法。如果在交易行为中公开违背市场交易的规则，转而求取乡民社会的规则，在最终意义上只能是市场利益的损耗和失去。诱人的是：全球化使得长期处于封闭的乡民社会发生了质的转变，昔日偏僻的乡村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实际的贸易活动、文化技术交流活动以及旅游活动等等，已经和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甚至和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人们可以进行对话、合作和交流。如上情形，使其对乡村的土地即使不陌生，但在态度上也不再积极。它的乡规民约更在此种检验之列。中国的乡民社会是地缘文化和血缘文化的结合体 ,传统的乡村自治使得当代中国的社会规范控制系统绝不仅仅是国家正式法律的一家独霸 ,而在广泛意义上被称之为民间法或乡规民约的规则体系更在实际地规范着乡民们的日常生活
第三是地域文化维度：律师出生、受教育和职业训练所处地域文化，影响律师对政治、社会及法律的理解甚至是个人职业目标。第六是社会运动维度：借助互联网、国内外媒体或民间外交手段，应用行为艺术实现准示威效果的围观，对个案中地方政府施加压力。
在第一阶段，人权运动的发送机角色基本是由开创全面改革的政治家或立法者与法学（教育）家共同充当。律师运动因权利逻辑而兴起，并在人权运动的第二阶段以多样化的形式来塑造和增强这种逻辑。
而维权运动则侧重于个案的公正、个人的权利保障和具体的体制改革。这种庭审内裁判权的分离，强化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确保刑辩律师合法的辩护空间，引导律师更多以法律技艺在法庭对陪审团而非被迫向媒体、互联网或国际社会寻求正当性及道义支持，减低律师圈江湖气或社会运动模式操作可能，提升法律人共同体凝聚力。
彭真强调将法律交给十亿人民。后者的逻辑，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掀起的经济发展浪潮中，随着民事立法和民事案件的增多，首先以民事权利、后在以基层政府为被告案件的公民权利中体现。所以，很明显，中国人权律师团的主要维度是普世价值。中国公民宗教的担纲者更多的是官僚体系，而普世价值的担纲者则是法律人共同体。
从2003年兴起的维权律师到2009年出现的死磕律师直至2013年的人权律师，正是律师运动从萌芽到渐有雏形背景下的产物。由此从人群而言，死磕律师范围更广，包括部分维权律师。
[15]中国人权律师团2015年元旦新年献词中提到我们将以辛劳、汗水、鲜血乃至生命奉献在自由这个伟大的祭坛之上，并期待一个童话般的国度、一个自由、民主、公平的国度。如江平所言，律师在依法治国中应该能起到更积极、更主动的作用。
律师成为国家首脑或地区最高执政官比比皆是的史实或事例，都证明这一点。维权律师最引起争议的是该群体于2004年左右开始通过与西方国家政府展开的民间外交活动模式，以及其代表性人物于2006年倡导抗争手段提升至政治化、组织化和街头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全国律师群体在案件代理中展现出的公共立场、办案手法、联合或组织模式、媒体及互联网宣传手段、对国际政治资源的应用，从最初的类似或模糊逐渐走向明显的差异甚至是公开的对立。1983年胡耀邦作题为四化与全面改革的重要讲话。这是中国人权运动的序幕。第四是个人目标维度：律师以法律技术办案解决纠纷的经历，不管在个人思维、行动逻辑还是在事务的微观至宏观层面，都会导向个人朝向以治理技艺解决公共问题乃至国家事务的努力。
后者不是政治活动家、意见领袖和公知。这就是为什么在对江天勇等四位律师的酷刑案中，律师们首先是根据宪法，质疑黑龙江农垦系统严重违反我国现有法律秩序。
尤其在中国人权运动中受到抵制。前者的逻辑，随着法制转为法治、依法治国国策的奠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更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定后，逐渐减弱。
其次，律师已不仅仅是以个人被动代理案件的方式提供法律服务，十年来逐渐出现应用各种方法：如独立开设律所、应用网络微博、微信或开设个人网站组建个人网络、线下自发组团办案、创办NGO、联合学者以研讨会声援等各种方法主动介入到案件或官民冲突中，还出现不少律师以独立候选人名义参与基层选举的事例。[17]同时，这种权利的逻辑也面临新的形势：即律师被分成社会律师、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